金融危机
名词解析
金融危机(Financial Crisis)是指金融资产、金融机构、金融市场的危机,往往伴随着企业大量倒闭的现象,失业率提高,社会普遍的经济萧条,有时候甚至伴随着社会动荡或国家政治层面的动荡。
金融危机
定义
金融危机是金融领域的危机。由于金融资产的流动性非常强,因此,金融的国际性非常强。金融危机的导火索可以是任何国家的金融产品、市场和机构等。
金融危机的特征是人们基于经济未来将更加悲观的预期,整个区域内货币币值出现较大幅度的贬值,经济总量与经济规模出现较大幅度的缩减,经济增长受到打击,往往伴随着企业大量倒闭的现象,失业率提高,社会普遍的经济萧条,有时候甚至伴随着社会动荡或国家政治层面的动荡。
关系
区别
首先,金融危机与经济危机是有区别的。
理论上而言,“金融”与“经济”本身就存在较大差别。“金融”是以货币和资本为核心的系列活动总称,与它相对应的主要概念有“消费”和“生产”,后两者则主要是围绕商品和服务展开。所谓金融危机,就是指与货币、资本相关的活动运行出现了某种持续性的矛盾,比如,票据兑现中出现的信用危机、买卖脱节造成的货币危机等。就美国次贷危机而言,其根本原因在于资本市场的货币信用通过金融衍生工具被无限放大,在较长的时期内带来了货币信用供给与支付能力间的巨大缺口,最后严重偏离了现实产品市场对信用的有限需求。当这种偏离普遍地存在于金融市场的各个领域时,次贷危机,也就是局部金融矛盾,向金融危机的演化就不可避免了。
“经济”的内涵显然比“金融”更广泛,它包括上述的“消费”、“生产”和“金融”等一切与人们的需求和供给相关的活动,它的核心在于通过资源的整合,创造价值、获得福利。就此而言,“经济”是带有价值取向的一个结果,“金融”则是实现这个结果的某个过程。因此,经济危机,是指在一段时间里价值和福利的增加无法满足人们的需要,比如,供需脱节带来的大量生产过剩(传统意义上的经济萧条),比如,信用扩张带来的过度需求(最近发生的经济危机)。通过比较可以发现,经济危机与金融危机最大的区别在于,它们对社会福利造成的影响程度和范围不同。金融危机某种意义上只是一种过程危机,而经济危机则是一种结果危机。
联系
其次,金融危机与经济危机是有联系的。
从历史上发生的几次大规模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来看,大部分经济危机与金融危机都是相伴随的。也就是说,在发生经济危机之前,往往会先出现一波金融危机,最近的这次全球性经济危机也不例外。这表明两者间存在着内在联系。其主要缘由在于,随着货币和资本被引入消费和生产过程,消费、生产与货币、资本的结合越来越紧密。以生产过程为例,资本在生产过程的第一个阶段———投资阶段,便开始介入,货币资本由此转化为生产资本;在第二个阶段里,也就是加工阶段,资本的形态由投资转化为商品;而在第三个阶段里,也就是销售阶段,资本的形态又由商品恢复为货币。正是货币资本经历的这些转换过程,使得货币资本的投入与取得在时空上相互分离,任何一个阶段出现的不确定性和矛盾都足以导致货币资本运动的中断,资本投资无法收回,从而出现直接的货币信用危机,也就是金融危机。当这种不确定性和矛盾在较多的生产领域中出现时,生产过程便会因投入不足而无法继续,从而造成产出的严重下降,引致更大范围的经济危机。这便是为何金融危机总是与经济危机相伴随,并总是先于经济危机而发生的原因所在。
在某些情况下,也不能排除金融危机独立于经济危机发生的可能性,尤其是当政府在金融危机之初便采取强有力的应对政策措施,比如,通过大规模的“输血”政策,有效阻断货币信用危机与生产过程的联系,此时就有可能避免经济危机的发生或深入。
类型
金融危机可以分为货币危机、债务危机、银行危机、次贷危机等类型。金融危机越来越呈现出某种混合形式的。
影响危害
在全球金融风暴中,处于风口浪尖的进出口行业受到的冲击最直接也最严重。首先,危机从金融层面转向经济层面,直接影响出口。美国消费支出占GDP的70%以上,2007年美国国内消费规模约10万亿美元,而同期中国消费者支出约为1万亿美元。短期内,中国国内需求的增加无法弥补美国经济对华进口需求的减少。据测算,美国经济增长率每降1%,中国对美出口就会降5%~6%。其次,次贷危机进一步强化了美元的弱势地位,加速了美元的贬值速度,从而降低了出口产品的优势。美国联邦储备局不断降低利率、为银行注入流动性资金与我国紧缩性的货币政策形成矛盾,导致大量热钱流入中国,加速了美元贬值和人民币升值的进程,从而使中国出口产品价格优势降低,对美出口形成挑战。在上述因素的作用下,中国出口呈现减速迹象。上半年中国继续延续出口增长减速的趋势。从出口金额看,上半年同比增长21.87%,比2007年同期27.55%的增长速度降低近6个百分点;从出口数量看,上半年同比增长8.44%,也明显低于2007年同期10.11%的增长速度。除了出口数量减少外,受金融危机的影响,海外企业的违约率也开始上升,出口企业的外部信用环境进一步恶化。据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浙江分公司统计,前5个月收到的报损案件金额高达3034万美元,同比增长80%;已支付赔款895万美元,同比增长525.6%。其中,2008年理赔量比2007年同期增长525.6%,本地企业的海外坏账率增长约为268%。
具体到行业,保险业近年来总体处于上升状态,除了受到国际金融危机的严重影响,保费增速降低,但仍超过10%。纺织行业等传统劳动密集型企业受到的影响比较严重。据海关总署数据显示,2008年9月份,纺织品服装出口较8月份减少近6亿美元,较上年同月仅小幅增加约3亿美元,9月份出口延续了8月份微幅增长的趋势。随着美国金融危机愈演愈烈,以美元计价的纺织出口接近零增长,以人民币汇率计价的出口额持续负增长,20%的纺织企业出现亏损;汽车行业受美国金融危机的影响,总体表现低迷。据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最新数据统计,2009年1~8月,乘用车产销463.24万辆和455.03万辆,同比增长13.67%和13.15%,与上年同期相比,增幅回落8.32个百分点和10.94个百分点。从8月份的汽车销量来看,欧洲同比锐减16%,北美降幅达15.5%,日本汽车销量下降14.9%。而中国国内汽车销量同比下降了5.4%,环比下降了6.0%;船舶行业也深受其害。由于金融危机,世界船舶融资的形势也日益严峻,欧洲许多银行都暂停了船舶融资业务,预订船舶但未获融资的比例明显上升。一些船东被迫取消船舶订单,如香港金辉船务取消了在大连船舶重工订购2艘VLCC的订单,雅典OceanautInc取消9艘7亿美元散货船订单,韩国、印度中小船东也相继出现了取消订单的情况。就地区而言,东部地区由于以外向型经济为主导,所受损失相对较严重。广东有2万至3万家大大小小的工厂倒闭,其中影响最大的是合俊集团旗下的两家玩具加工厂倒闭,6500名员工面临失业,这是受金融危机冲击中国实体企业倒闭规模最大的案例。就出口国家来看,中国对美国出口金额增速下降较为明显,对欧盟和大洋洲的出口并未受到明显影响,而对拉美和非洲等发展中地区的出口金额则出现了强劲增长态势,上半年中国对拉美、非洲出口金额增长都在40%以上,远远高于对欧洲和北美的出口金额增长速度。随着金融危机的进一步发展与扩散,中国对欧洲国家,甚至部分发展中国家的出口也会受到影响,从而对中国整体出口增长构成严峻挑战。
金融危机对世界经济的影响是深远的。中国社科院金融研究所提供的数据显示,目前次级债券衍生合约的市场规模被放大至近400万亿美元,相当于全球GDP的7倍之高。日本媒体报道这次危机将导致全球金融资产缩水27万亿美元。前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撰文指出:“有一天,人们回首今日,可能会把美国当前的金融危机评为二战结束以来最严重的危机。”危机对实体经济的影响现已显现,世界经济下滑几成定局。中国是这次危机中受损最小的发展中国家,直接损失较小,但是间接影响也不可小视。出口将减少,作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之一,其作用开始消弱;投资者的信心有所动摇,投资积极性不高;银行“惜贷”,国内流动性不足。目前,扩大内需,尤其是刺激消费已成为政府和学界统一的经济调整口径,但仅依靠个体经济行为(个人与家庭消费和企业投资)促进经济发展显然有些“牵强附会”。实践表明,当经济处于衰退、或预期衰退时,(我国仍处于良性轨道上,但经济下滑)政府的扩张性财政政策比货币政策更有效。应该说,从不久前的“反通胀”到今天的“保增长”政策突变,正在考验着政府宏观经济驾驭和调控的能力。
经济领域的剧变带来了人心理上的改变,他们越来越失去安全感。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此次排山倒海般到来的金融危机不啻于美国经济领域的“9·11”。美国人开始质疑美国政府的决策能力,美国数家新闻媒体23日公布的民意调查结果显示,78%的接受调查的人认为,当前美国国家路线不对。民心的这种微妙变化,无疑将在即将白热化的美国大选中发挥“威力”,因此美国两党总统候选人奥巴马和麦凯恩都在不遗余力地批评现政府的决策之余,还热情洋溢地发布解决经济困境的“妙招”,为的就是争取这部分选民。
金融危机也直接冲击到个人的生活。通货膨胀、企业倒闭、经济困境降低了人们的支付能力,这不仅使得还不起房贷的人增多,也大大降低了许多人的生活质量。就不断有普通美国人抱怨,连日常开支都要一再思量、一再缩减。
挽救路线
每次美国国内发生危机,都会有舆论预测美国是否会通过战争转嫁危机,也总有人指责历任美国总统发动的战争中不乏有类似案例。其中最近的一次,就是克林顿政府于1998年对伊拉克发动代号为“沙漠之狐”的空袭行动。不少人认为,当年12月17日发动的这场军事打击,是为了转移美国国内对莱温斯基一案的注意。
其实自殖民主义时期开始,就时常有西方国家通过战争或冲突的方式转移国内危机,而危机之处也往往成为战争的策源地。具体来看,这种“转移”的方式通常可以分为两类,一种是间接路线,即在其他地区制造冲突或挑起战争,外引祸水;另一种则是直接路线,也就是自己赤膊上阵。
通过战争转嫁危机利益何在?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解释:
在政治上,战争能够起到消解国内社会压力,转移国内关注焦点的作用。大规模战争还会在某种程度上降低居民对国内民生水平的期待。战争往往还伴随着国内控制的加强,例如布什政府在发动“反恐战争”后,通过“爱国者法案”等手段,极大地加强了对舆论和社会生活的控制。这种社会控制从另一个侧面也可以用来预防国内经济危机产生的负面影响。
在经济上,战争可以人为造成国内经济动员局面,军工产业的膨胀则可以极大地拉动内需,扩大就业。军工产业复合体及其响应的政治势力也往往会因此支持政府扩充军备的政策。
从军工产业的拉动效应来看,目前,美国的军工厂每生产1300亿美元的产品,就可以直接拉动GDP增长一个百分点,每增加10亿美元的军工生产,就可以新增上万个就业机会。这还未将军工产业间接的拉动效应计算在内。更重要的是,在目前形势下,军工产品的生产可以直接拉动美国受金融危机影响最重的制造业,如汽车、飞机、机械等行业,这不仅有经济意义,还有重要的社会政治意义。
这种以军工生产刺激经济的前提是,能够最终通过战争手段获取利益,否则将会面临有产出无收益的尴尬局面。在殖民主义时期和帝国主义初期,每次王朝战争和国家间战争都伴随着巨额战争赔款。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战争的收益以更“隐蔽”的形式出现,不再像过去那样“赤裸”见人,例如,攫取对象国矿产资源,占领对象国市场,瓜分对象国国外资产等。
应当指出的是,美国已经处于战争状态。但是,伊拉克和阿富汗的战争明显是得不偿失的,特别是两场战争的战费比例过高,反而阻碍了军队的换装进程,进而影响了军工企业的利益。即使仅从这一角度来看,美国从伊拉克撤军也是有动力的。也许,从伊拉克撤军,再重新寻找新的对手,才较为符合传统意义上的“以战牟利”战略。在世界的其他地方,还存在着潜在的热点地区,可能成为此类战略的对象。
挑动其他国家冲突的战略也可以带来较大的政治和经济收益。例如,冲突当事国对大国的政治依赖会加深,而大国通常也是主要军工生产国,所以冲突当事国大多需要向大国购买军火,还往往会以较高利率向大国借贷,或以较低价格出售其国外资产套现等。在日俄战争中,日本就曾向英国、美国大量借贷。在几乎历次战争中,都有一批因出售军火而获利颇丰的国家,以战争受益者的形象“载入史册”。
应对策略
一是股权重组,增资扩股;二是坏账打包,切割剥离;三是注入资金,解决流动性。首先,政府对陷入危机的金融机构进行重组,增资扩股。比如美国把“两房”国有化,把私有企业变成了国有控股的企业。其次,把银行的坏账剥离,打包放在一边,银行复苏后赎回资金,如果银行倒闭了,由政府埋单,将坏账清零。第三,当银行陷入流动性危机,老百姓挤兑时,注入资金,增加现金流。或者政府出面担保,增强社会信心;或者政府出面担保,让其他银行拆借。
三基本点
新一代的经济思维须在三个基本维度上创新,第一,必须建立最基本的社会福利框架,废除泛福利化体制;第二,必须在完善的、独立透明的法治基础之上建立政府对金融市场的有效监管体制;第三,必须大力推进生产领域的市场化,鼓励实业投资。第四,经济体系周期性调整结构行业运行进展。
金融危机
经济学家和专栏作家约翰·凯本周将发出警示:世界正在陷入新一轮金融危机。
在发表了对英国股市具有开拓性的见解将近一年之后,这位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教授本周将在一次主题演讲中指出“欧元区确实可能正在陷入(新一轮危机)”。
这位教授兼英国《金融时报》专栏作家花了一年的时间为他发表于的4万字报告收集材料。他表示这种悲观立场的原因就是,金融服务业所围绕的交易活动有不稳定的倾向。“我们已经接连经历危机,最显著的例子就是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新兴市场的债务危机、新经济泡沫、信贷膨胀和崩溃、以及欧元区危机。”
“本质上来看,这些都是交易危机,整个体系都以交易利润为中心,而交易利润基本上就是向未来的借款。当这些资金需要偿还的时候,就会导致危机。”
凯教授将在罗素投资6月5日在伦敦举办的年度养老金大会上发表讲话,他的演讲还将探索未来十年金融服务业可能的演变。
“我开始思索,从经济价值的角度来看,公共股市的使命是不是已经结束。我认为它们已经没有必要存在。”
“我们看到的是一种赌博活动,在很大程度上与这些公司的实际活动联系紧密。只要人们了解事实,这也没有什么,”他说,“这就像在赛马中下赌注,实际上对马的表现没有影响,也应该没有影响。”
他还将说明,由于人们追求由行情推动的利润,一些类别的资产出现了泡沫。“资产价格被抬高到荒唐的水平,但同时人们都赚得盆满钵满,接着市场便进入调整。”
凯教授表示,他将对欧元的崩溃押下“适度的个人赌注”。
然而,还有一线希望就在于英国。他认为,英国政府已经采取了一些改革,比如将银行的零售和投资业务分开,从而保护储户免受市场崩溃的损失。
“英国以外只有瑞银(UBS)采取了改革。总的来说,我对经济体系的前景依然悲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