丝绸之路

丝绸之路

丝路历史

河西走廊是丝绸之路的要道，但为何在河西走廊上没有“丝门”而有“玉门”？早在文献记述丝绸之路之前2000年，东西方文化交流的线路已经开通，但它不是为出口丝绸，而是为进口和田玉。“丝绸之路”名称是德国学者的“发明”。 

19世纪末，德国地质地理学家李希霍芬在《中国》一书中，把“从公元前114年至公元127年间，中国与中亚、中国与印度间以丝绸贸易为媒介的这条西域交通道路”命名为“丝绸之路”，这一名词很快被学术界和大众所接受，并正式运用。其后，德国历史学家郝尔曼在20世纪初出版的《中国与叙利亚之间的古代丝绸之路》一书中，根据新发现的文物考古资料，进一步把丝绸之路延伸到地中海西岸和小亚细亚，确定了丝绸之路的基本内涵，即它是中国古代经过中亚通往南亚、西亚以及欧洲、北非的陆上贸易交往的通道。

传统的丝绸之路，起自中国古代都城长安，经中亚国家、阿富汗、伊朗、伊拉克、叙利亚等而达地中海，以罗马为终点，全长6440公里。这条路被认为是连结亚欧大陆的古代东西方文明的交汇之路，而丝绸则是最具代表性的货物。数千年来，游牧民族或部落、商人、教徒、外交家、士兵和学术考察者沿着丝绸之路四处活动。

随着时代发展，丝绸之路成为古代中国与西方所有政治经济文化往来通道的统称。有西汉张骞开通西域的官方通道“西北丝绸之路”；有北向蒙古高原，再西行天山北麓进入中亚的“草原丝绸之路”；有长安到成都再到印度的山道崎岖的“西南丝绸之路”；还有从广州、泉州、杭州、扬州等沿海城市出发，从南洋到阿拉伯海，甚至远达非洲东海岸的海上贸易的“海上丝绸之路”等。

西汉

先秦时期，连接中国东西方交流的通道已经存在，丝绸正式西传始于西汉通西域，丝绸之路真正形成始于西汉张骞凿空。这个时期，丝绸的传播源、传播的目的地、传播的路线都非常清楚，有史可依，有据可查，传播的数量也非常大，东西方是有计划、甚至是有组织的进行丝绸贸易，所以丝绸之路真正开辟于西汉武帝时期。

西汉时，阳关和玉门关以西即今新疆乃至更远的地方，称作西域。西汉初期，联络东西方的通道被匈奴所阻。汉武帝时，中原始与西域相通，开始加强对西域的经略。西域本三十六个国，后来分裂至五十多个，都位于匈奴之西，乌孙之南。

汉武帝听说被匈奴侵犯西迁的大月氏有报复匈奴之意，就派人出使大月氏，联络他们东西夹攻匈奴。陕西汉中人张骞以郎应募。建元二年（前139年），张骞率领100余人向西域进发，途中被匈奴俘获，滞留了10年，终于寻机逃脱，西行数十日到达大宛。这时大月氏已不想攻打匈奴而继续西迁，张骞没有达到目的，在西域待了一年多东返，途中又被匈奴扣留了一年多，后适逢匈奴单于死，国内大乱，元朔三年（前126年），张骞趁机回到大汉，受到汉武帝的热情接待，被封为太中大夫。此次西行前后达10余年，虽未达到目的，但获得了大量西域的资料，史学家司马迁称张骞此行为“凿空”。

张骞归国后，汉武帝曾遣使探求通过罗马开辟一条不经匈奴而到大夏的交通线，但是没有成功。后来汉军击败匈奴，取得了河西走廊地区，打通了西汉与西域之间的通道。霍去病在祁连山大破匈奴后，张骞建议联络西域强国乌孙，以断匈奴右臂。元狩四年（前119年），张骞再次出使西域，目的是招引乌孙回河西故地，并与西域各国联系。张骞到乌孙，未达目的，于元鼎二年（前115年）偕同乌孙使者返抵长安，被张骞派往西域其他国家的副使也陆续回国。乌孙使者见大汉人众富厚，回国归报后乌孙渐渐与大汉交往密切，其后数年，张骞通使大夏，从此，西汉与西北诸国开始联系频繁起来，张骞凿空西域，丝绸之路正式开通，汉武帝以军功封其为博望侯。

但是，西域诸国仍未完全摆脱匈奴的控制，楼兰、车师等国在匈奴的策动下，经常劫掠西汉派往西域的使臣和商队。为了确保西域通道，元封三年（前108年），汉将王恢率骑兵击破楼兰，赵破奴率军击破车师。元封六年（前105年），西汉又与乌孙王和亲，联合挟制匈奴。同时为了打破匈奴对大宛的控制并取得大宛的优秀马种汗血马，汉武帝派李广利领兵数次进攻大宛（今乌兹别克斯坦），在付出沉重代价后，攻破大宛都城，使西汉在西域的声威大振，确保了西域通道的安全。通往西域的“丝绸之路”，至此畅通。

汉武帝太初四年（前101年），汉武帝在轮台（今轮台县东南）和渠犁（今库尔勒县西南）设立了使者校尉，管理西域的屯田事务。这是西汉政府在西域第一次设置的官吏。此后，西汉政府就在西域建立了根据地。

汉宣帝神爵二年（前60年），匈奴日逐王先贤掸率众投降，西汉政府取得了对匈奴战争的最终胜利，设置了西域都护府，这是中央王朝在葱岭以东，今巴尔喀什湖以南广大地区正式设置行政机构的开端。从此，今新疆地区开始隶属中央的管辖，成为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西汉政府在西域设置常驻官员，派士卒屯田，设校尉统领保护，使汉族同新疆少数民族交往更加密切。汉朝在西域设立西域都护府为标志，丝绸之路这条东西从西汉方交流之路开始进入繁荣时代。

佛教第一次传入中国，也始于丝绸之路。汉哀帝元寿元年（前2年），西域大月氏使臣伊存来朝，在帝都长安向中国博士弟子景卢口授《浮屠经》。从此佛教正式开始传入中国，史称这一佛教初传历史标志为“伊存授经”。1998年正因为如此，经过中央有关部门的批准，中国佛教协会和中国宗教学会举行了各种形式的“中国佛教两千年纪念活动”。

天凤三年（16年），西域诸国断绝了与新莽政权的联系，丝绸之路中断。

东汉

永平十六年（73年），班超随从大将军窦固出击北匈奴，并奉命出使西域。他率吏士36人首先到了鄯善，以“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的决心，使鄯善为之震服。之后他又说服于阗，归附中央政府。班超又重新打通隔绝58年丝绸之路，并帮助西域各国摆脱了匈奴的控制，被东汉任命为西域都护，班超在西域经营30年，加强了西域与内地的联系。

永元三年（91年），北道的龟兹、姑墨、温宿皆归附东汉，班超设西域都护府于龟兹它乾城，亲自坐镇北道。又命西域长史徐干屯疏勒，与北道相呼应。

永元六年（94年），班超发龟兹、鄯善等八国兵7万余人，讨伐对抗中央的焉耆等国统治者，西域50余国皆归属中央政府。

永元九年（97年），班超曾派副使甘英出使大秦国（罗马帝国），一直到达条支海（今波斯湾），临大海欲渡，由于安息海商的婉言阻拦，虽未能实现，但这是首次突破安息国的阻拦，将丝绸之路从亚洲延伸到了欧洲，再次打通已经衰落的丝绸之路。 

大秦属下的蒙奇兜讷（今译为马其顿）地区遣使到东汉首都洛阳，向汉和帝进献礼物。汉和帝厚待两国使者，赐给两国紫绶金印。

延熹九年（166年），古罗马大秦王安敦派使者至东汉洛阳，朝见汉桓帝。

魏晋时期

魏晋南北朝时期，丝绸之路不断发展，主要有西北丝绸之路（又叫绿洲丝绸之路或沙漠丝绸之路）、西南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三条。它具有由两汉到隋唐的过渡性、海上丝绸之路进一步发展、南北两政权同时与西域频繁交往三方面的特点。

北魏文成帝太安元年（455年），在直接的交往断绝了很长一段时间后，波斯与统一了中国北方的北魏王朝建立了直接的联系。从这时开始，直到正光三年（522年），《魏书》本纪记载了十个波斯使团，前五次应当是到了北魏都城平城（今山西大同），为中国带来了玻璃制品工艺，后五次到达的则是493年迁都后的洛阳。 

神龟元年（518年），宋云与比丘惠生，由洛阳出发，沿“丝绸之路”西行，出使西域，拜取佛经。正光三年（522年）宋云、惠生等由天竺回到洛阳，取回大乘经典170部，丰富了中国的佛教文化。

波斯的使者也顺着丝绸之路深入到南朝。中大通二年（530年），波斯国遣使献佛牙。五年（533年）八月，遣使献方物。大同元年（535年）四月又献方物。波斯之通使南朝，走的是西域经吐谷浑境而南下益州（四川）再顺长江而下到建康（今南京）的道路。

这一时期，中西之间的交流主要体现在政治、经济、文化三方面。这种交流，在政治上，促进了东西方之间的联系与交流；在经济上，促进了双方之间经济贸易、生产技术的交流；在文化上，促进了中国佛教的兴盛和礼乐文化的发展。

隋代

隋代开皇九年（589年），隋王朝结束南北分裂，新兴突厥族占领了西域至里海间广大地区，今青海境吐谷浑也向河西走廊侵扰，中国和西域，西方的官方、民间交往受到不少阻碍。但隋与丝绸之路各国民族之间关系，仍愈来愈密切，西域商人多至张掖互市，炀帝曾派裴矩专管这方面工作。裴矩用厚礼吸引他们到内地，使其往来相继。《隋书·西域传》序记载：侍御史韦节，司隶从事杜行满使于西番诸国，至罽宾（今塔什干附近），得玛瑙杯，印度王含城得佛经，史国得歌舞教练，狮子皮、火鼠毛。官、民的交往又活跃起来。 

唐代

丝绸之路交往的繁荣鼎盛时期，是继隋而建立的强大的唐朝。

唐朝第二代皇帝唐太宗李世民击败了东突厥吐谷浑，臣服了漠南北。唐高宗李治又灭西突厥，设安西、北庭两都护府。大唐帝国疆域，东起朝鲜海滨，西至达昌水（阿姆河，一说底格里斯河），是当时世界第一发达强盛国家，经济文化发展水平都居世界前列，东西方通过丝绸之路，以大食帝国为桥梁，官方、民间都进行了全面友好的交往。

在丝绸之路东段，大漠南北与西域各国，修了很多支线通丝绸之路，亦称“参天可汗道（天可汗指唐太宗）”。大食、东罗马帝国也不断派使节到长安与中国相通。敦煌、阳关、玉门这些地方，成了当时“陆地上的海市”。在海道上，中国也可以船舶赴林邑（今越南南部），真腊（柬埔寨），河陵（今爪哇岛）、骠国（今缅甸），经天竺（今印度）直至大食，与欧洲各国发生关系。当时广州、泉州、刘家港（今上海吴淞口近处）等地，成了最著名的对外港口。史书记载广州当时便有南海舶、昆仑舶、狮子国舶、婆罗门舶、西域舶、波斯舶等趸船性的船坞。西方各国在陆上取道中亚、西域，沿途驼马商旅不断；海路则多由大食首都巴格达出波斯湾，几乎每日都有船只远涉重洋来到东方。

唐代丝绸之路的畅通繁荣，也进一步促进了东西方思想文化交流，对以后相互的社会和民族意识形态发展，产生了很多积极、深远的影响，这种思想文化的交流，是与宗教密切相关的。

佛教自西汉哀帝时期传入中国后，南北朝开始大行于中国，至隋唐时达到鼎盛。唐太宗时，高僧玄奘由丝绸之路经中亚往印度取经、讲学，历时十六年，所著《大唐西域记》一书，记载了当时印度各国的政治、社会、风土人情，至今仍为印度学者研究印度中世纪历史的头等重要资料。他取回佛教经典657部，唐高宗特在长安建大雁塔使其藏经、译经。稍后，高僧义净又由海道去印度，又历时十六年，取回佛经400部，所著《南海寄归内法传》、《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向中国介绍了当时南亚各国的文化、生活情况。

景教（东正教）在唐初由东罗马帝国传入了中国。西安碑林保存的《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是这一史实的实物见证。唐中期自波斯传入的摩尼教（亦称袄教、拜火教），中国化后称为“明教”，深为不少劳动人民所信奉。唐宋后多次农民起义的领袖，都利用它的教义来组织贫苦农民与封建统治者战斗。中国的造纸术、盛唐时也传入了大食帝国，不久便经它传入了欧洲各国。

唐代，东西方相互传入和移植的东西很多，医术、舞蹈、武学和一些著名动植物，都使双方增加了不少视野。汉代将西方输入的东西冠以胡字，如胡琴、胡瓜、胡萝卜等；唐代则习将它们名称冠以海字，如海棠、海石榴、海珠（波斯湾珍珠）等。据《唐会典》载，唐王朝曾与三百多个国家和地区相通使交往，每年取道丝绸之路前来长安这个世界最大都市的各国客人，数目皆以万计，定居中国的，单广州便以千计。

唐代丝绸之路的畅通繁荣，也进一步促进了东西方思想文化交流，对以后相互的社会和民族意识形态发展，产生了很多积极、深远的影响。 

经过安史之乱后唐朝开始衰落，西藏吐蕃越过昆仑山北进，侵占了西域的大部;中国北方地区战火连年，丝绸、瓷器的产量不断下降，商人也唯求自保而不愿远行，丝绸之路逐步走向低谷。

宋元时期

北宋实际版图大幅缩减，政府未能控制河西走廊，到了南宋时期，更无法涉足西北地区，丝绸之路衰落日益明显，而海上丝路崛起，逐渐有取代陆上丝绸之路的迹象。 

蒙元时期，蒙古发动了三次西征及南征，版图大大扩展，加之驿路的设立、欧亚交通网络的恢复，使欧亚广大地域范围内国际商队长途贩运活动再度兴盛起来。

据史料记载，当时在漫长的东西方陆路商道上从事商队贩运贸易的，有欧洲商人、有西亚、中亚地区的商人以及中国色目商人等。欧州和中、西亚商人一般都携带大量金银、珠宝、药物、奇禽异兽、香料、竹布等商品来中国或在沿途出售，他们所购买的主要是中国的缎匹、绣彩、金锦、丝绸、茶叶、瓷器、药材等商品。元代来中国的外国商人、商队为数之众，在外国史料中多有印证。《马可·波罗游记》中几处写道：元大都外城常有“无数商人”、“大量商人”来往止息，“建有许多旅馆和招待骆驼商队的大客栈，……旅客按不同的人种，分别下榻在指定的彼此隔离的旅馆”。既为不同人种，无疑为外国客商。《通商指南》也指出，“……汗八里都城商务最盛。各国商贾辐辏于此，百货云集”。

在蒙元时期丝路畅通、欧亚大陆各种层次的经济交流駸駸兴旺之际，作为东西方国际贸易枢纽或与国际贸易有密切关系的地区性，民族性商品市场和物资集散地的一批贸易中心相应形成和发展。元代中外史籍几乎都记述了元大都作为东方国际贸易中心的无可争议的地位。这里“各国商贾辐辏，百货云集”。《马可·波罗游记》曾以一章的篇幅介绍元大都国际贸易的盛况：“凡世界上最为珍奇宝贵的东西，都能在这座城市找到，……这里出售的商品数量，比其他任何地方都多”。元朝中国境内丝路重要商镇还有可失哈耳（喀什噶尔），这里的纺织品“由国内的商人运销世界各地”。河西走廊的肃州，这里附近“山上出产的一种质量非常好的大黄。别处的商人都来这里采购，然后行销世界各地”。另外还有别失八里、哈喇火州等。

海上丝路

海上丝绸之路形成于汉武帝之时。从中国出发，向西航行的南海航线，是海上丝绸之路的主线。与此同时，还有一条由中国向东到达朝鲜半岛和日本列岛的东海航线，它在海上丝绸之路中占次要的地位。关于汉代丝绸之路的南海航线，《汉书·地理志》记载汉武帝派遣的使者和应募的商人出海贸易的航程说：自日南（今越南中部）或徐闻（今属广东）、合浦（今属广西）乘船出海，顺中南半岛东岸南行，经五个月抵达湄公河三角洲的都元（今越南南部的迪石）。复沿中南半岛的西岸北行，经四个月航抵湄南河口的邑卢（今泰国之佛统）。自此南下沿马来半岛东岸，经二十余日驶抵湛离（今泰国之巴蜀），在此弃船登岸，横越地峡，步行十余日，抵达夫首都卢（今缅甸之丹那沙林）。再登船向西航行于印度洋，经两个多月到达黄支国（今印度东南海岸之康契普腊姆）。回国时，由黄支南下至已不程国（今斯里兰卡），然后向东直航，经八个月驶抵马六甲海峡，泊于皮宗（今新加坡西面之皮散岛），最后再航行两个多月，由皮宗驶达日南郡的象林县境（治所在今越南维川县南的茶荞）。

宋代以后， 随着中国南方的进一步开发和经济重心的南移，从广州、泉州、杭州等地出发的海上航路日益发达，越走越远，从南洋到阿拉伯海，甚至远达非洲东海岸，人们把这些海上贸易往来的各条航线，通称之为“海上丝绸之路”。 

西汉时期，南方南粤国与印度半岛之间的海路已经开通。汉武帝灭南越国后，凭借海路拓宽了海贸规模，这时“海上丝绸之路”兴起。

汉末三国处于丝绸之路从陆地转向海洋的承前启后与海上丝绸之路最终形成的关键时期。由于同曹魏、刘蜀在长江上作战与海上交通的需要，孙吴积极发展水军，船舰的设计与制造有了很大进步，技术先进，规模也很大。在三国后面的其他南方政权（东晋、宋、齐、梁、陈）也一直与北方对峙，也推动了造船、航海技术的发展，航海经验的积累为海上丝绸之路发展提供了良好条件。

魏晋以后，海上丝绸之路形成：以广州为起点，经海南岛东面海域，直穿西沙群岛海面抵达南海诸国，再穿过马六甲海峡，直驶印度洋、红海、波斯湾，对外贸易涉及15个国家和地区，丝绸是主要的输出品。

海上丝绸之路开辟后，在隋唐以前，即公元6世纪至7世纪，它只是陆上丝绸之路的一种补充形式。但到隋唐时期，由于西域战火不断，陆上丝绸之路被战争阻断，代之而兴的便是海上丝绸之路。

到唐代，伴随着我国造船、航海技术的发展，我国通往东南亚、马六甲海峡、印度洋、红海，以及非洲大陆的航路纷纷开通并延伸，海上丝绸之路最终替代陆上丝绸之路，成为我国对外交往的主要通道。

宋代造船技术和航海技术明显提高，指南针广泛应用于航海，中国商船的远航能力大为加强。宋朝与东南沿海国家绝大多数时间保持着友好关系，广州成为海外贸易第一大港。

元朝在经济上采用重商主义政策，鼓励海外贸易，同中国贸易的国家和地区已扩大到亚、非、欧、美各大洲，并制定了堪称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系统性较强的外贸管理法则。海上丝绸之路发展也进入鼎盛时期。

明代海上丝绸之路航线已扩展至全球，进入极盛时期。向西航行的郑和七下西洋，是明朝政府组织的大规模航海活动，曾到达亚洲、非洲39个国家和地区，这对后来达·伽马开辟欧洲到印度的地方航线，以及对麦哲伦的环球航行都具有先导作用。向东航行的“广州—拉丁美洲航线”（1575年），由广州起航，经澳门出海，至菲律宾马尼拉港，穿过海峡进入太平洋，东行至墨西哥西海岸。

明清两代，由于政府实行海禁政策，广州成为中国唯一对外开放的贸易大港。广州的海上丝绸之路贸易比唐、宋两代获得更大的发展，形成了空前的全球性大循环贸易，并一直延续至鸦片战争前夕而不衰。鸦片战争后，中国海权丧失，沿海口岸被迫开放，成为西方倾销商品的市场。从此，海上丝路一蹶不振，进入了衰落期。这种状况贯穿整个民国时期，直至新中国成立前夕。

张骞出使西域后，汉朝的使者、商人接踵西行，西域的使者、商人也纷纷东来。他们把中国的丝和纺织品，从长安通过河西走廊、今新疆地区，运往西亚，再转运到欧洲，又把西域各国的奇珍异宝输入中国内地。这条沟通中西交通的陆上要道，就是历史上著名的丝绸之路。汉武帝以后，西汉的商人还常出海贸易，开辟了海上交通要道，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海上丝绸之路。

南方丝路

南方陆上丝路即“蜀－身毒道”，因穿行于横断山区，又称高山峡谷丝路。大约公元前4世纪，中原群雄割据，蜀地（今川西平原）与身毒间开辟了一条丝路，延续两个多世纪尚未被中原人所知，所以有人称它为秘密丝路。直至张骞出使西域，在大夏发现蜀布、邛竹杖系由身毒转贩而来，他向汉武帝报告后，元狩元年（公元前122 年）汉武帝派张骞打通“蜀－身毒道”。先后从犍为（今宜宾）派人分5路寻迹。一路出駹（今茂汶），二路出徙（今天全），三路出莋（今汉源），四路出邛（今西昌），五路出僰（今宜宾西南）。使者分别在氏、莋、昆明受阻。汉武帝为征服西南夷，在长安西南凿周长40里昆明池，习水军以征伐，后由郭昌率数万巴蜀兵平定西南夷，并分土置郡县。

南方丝路由3条道组成，即灵关道、五尺道和永昌道。丝路从成都出发分东、西两支，东支沿岷江至僰道（今宜宾），过石门关，经朱提（今昭通）、汉阳（今赫章）、味（今曲靖）、滇（今昆明）至叶榆（今大理），是谓五尺道。西支由成都经临邛（今邛崃）、严关（今雅安）、莋（今汉源）、邛都（今西昌）、盐源、青岭（今大姚）、大勃弄（今祥云）至叶榆，称之灵关道。两线在叶榆会合，西南行过博南（今永平）、巂唐（今保山）、滇越（今腾冲），经掸国（今缅甸）至身毒。在掸国境内，又分陆、海两路至身毒。

南方陆上丝路延续2000多年，特别是抗日战争期间，大后方出海通道被切断，沿丝路西南道开辟的滇缅公路、中印公路运输空前繁忙，成为支援后方的生命线。

草原丝路

草原丝绸之路是指蒙古草原地带沟通欧亚大陆的商贸大通道，是丝绸之路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当时游牧文化交流的动脉，其由中原地区向北越过古阴山（今大青山）、燕山一带的长城沿线，西北穿越蒙古高原、南俄草原、中西亚北部，直达地中海北陆的欧洲地区。

草原丝绸之路的形成，与自然生态环境有着密切的关系；在整个欧亚大陆的地理环境中，沟通东西方交往极其困难。环境考古学资料表明，欧亚大陆只有在北纬40度至50度之间的中纬度地区，才有利于人类的东西向交通，而这个地区就是草原丝绸之路的所在地。这里是游牧文化与农耕文化交汇的核心地区，是草原丝绸之路的重要链接点。

对于草原丝绸之路来说，大宗商品交换的需求起源于原始社会农业与畜牧业的分工，中原旱作农业地区以农业为主，盛产粮食、麻、丝及手工制品，而农业的发展则需要大量的畜力（牛、马等）；北方草原地区以畜牧业为主，盛产牛、马、羊及皮、毛、肉、乳等畜产品，而缺少粮食、纺织品、手工制品等。这种中原地区与草原地区在经济上互有需求、相依相生的关系，是形成草原丝绸之路的基础条件。因而草原丝绸之路则因其特点还有“皮毛路”、“茶马路”的称谓。

路线图

沙漠绿洲丝路是北方丝路的主干道，全长7000多公里，分东、中、西3段。东段自长安至敦煌，较之中西段相对稳定，但长安以西又分3线：

①北线由长安，沿渭河至虢县（今宝鸡），过汧县（今陇县），越六盘山固原和海原，沿祖厉河，在靖远渡黄河至姑臧（今武威），路程较短，沿途供给条件差，是早期的路线。

②南线由长安，沿渭河过陇关、上邽（今天水）、狄道（今临洮）、枹罕（今临夏），由永靖渡黄河，穿西宁，越大斗拔谷（今偏都口）至张掖。

③中线与南线在上邽分道，过陇山，至金城郡（今兰州），渡黄河，溯庄浪河，翻乌鞘岭至姑臧。南线补给条件虽好，但绕道较长，因此中线后来成为主要干线。

南北中三线会合后，由张掖经酒泉、瓜州至敦煌。中段。敦煌至葱岭（今帕米尔高原）或怛罗斯（今哈萨克斯坦的江布尔城）。

自玉门关、阳关出西域有两道：从鄯善，傍南山北，波河西行，至莎车为南道，南道西逾葱岭则出大月氏、安息。自车师前王庭（今吐鲁番），随北山，波河西行至疏勒（今喀什）为北道。北道西逾葱岭则出大宛、康居、奄蔡（黑海、咸海间）。北道上有两条重要岔道：一是由焉耆西南行，穿塔克拉玛干沙漠至南道的于 阗；一是从龟兹（今库车）西行过姑墨（阿克苏）、温宿（乌什），翻拔达岭（别垒里山口），经赤谷城（乌孙首府），西行至怛罗斯。

由于南北两道穿行在白龙堆、哈拉顺和塔克拉玛干大沙漠，条件恶劣，道路艰难。东汉时在北道之北另开一道，隋唐时成为一条重要通道，称新北道。原来的汉北道改称中道。新北道由敦煌西北行，经伊吾（哈密）、蒲类海（今巴里坤湖）、北庭（吉木萨尔）、轮台（半泉）、弓月城（霍城）、砕叶（托克玛克）至怛罗斯。西段。葱岭（或怛罗斯）至罗马。丝路西段涉及范围较广，包括中亚、南亚、西亚和欧洲，历史上的国家众多，民族关系复杂，因而路线常有变化，大体可分为南、中、北3道：

①南道由葱岭西行，越兴都库什山至阿富汗喀布尔后分两路，一西行至赫拉特，与经兰氏城而来的中道相会，再西行穿巴格达、大马士革，抵地中海东岸西顿或贝鲁特，由海路转至罗马；另一线从白沙瓦南下抵南亚。

②中道（汉北道）越葱岭至兰氏城西北行，一条与南道会，一条过德黑兰与南道会。

③北新道也分两支，一经钹汗（今费尔干纳）、康（今撒马尔罕）、安（今布哈拉）至木鹿与中道会西行；一经怛罗斯，沿锡尔河西北行，绕过咸海、里海北岸，至亚速海东岸的塔那，由水路转刻赤，抵君士坦丁堡（今伊斯坦布尔）。

海上丝路起于秦汉，兴于隋唐，盛于宋元，明初达到顶峰，明中叶因海禁而衰落。海上丝路的重要起点有泉州、番禺（今广州）、明州（今宁波）、扬州、登州（今蓬莱）、刘家港等。同一朝代的海上丝路起点可能有两处乃至更多。规模最大的港口是广州和泉州。广州从秦汉直到唐宋一直是中国最大的商港。明清实行海禁，广州又成为中国唯一对外开放的港口。泉州发端于唐，宋元时成为东方第1大港。

历代海上丝路，亦可分三大航线：

①东洋航线由中国沿海港至朝鲜、日本。

②南洋航线由中国沿海港至东南亚诸国。

③西洋航线由中国沿海港至南亚、阿拉伯和东非沿海诸国。

起点争议

2014年8月15日下午，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副主席、中国古迹遗址保护协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郭旃做客金沙讲坛，在金沙遗址博物馆金沙剧场进行《世界文化遗产的现状与思考》讲座。

郭旃在发言中称：丝绸之路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誉为“东西方文明交流对话之路”，而其起点无疑是长安，将中哈吉三国联合申遗名称由丝绸之路“起始段—天山廊道网”改为丝绸之路“长安—天山廊道网”，既强调了中国对丝绸之路的开创作用，长安是丝绸之路的起点，也避免了可能产生的一系列歧义和争论。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网站：从整个历史长河和世界影响看，长安作为汉唐丝绸之路起点的代表比较恰当，洛阳可看作是长安起点的墨迹延伸。 

河南日报：作为丝绸之路的东方起点，洛阳为丝绸之路的形成、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